
1931年6月,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牛兰夫妇在公共租界被捕,案子拖到1932年8月才判。宋庆龄、蔡元培、爱因斯坦等中外知名人士联名呼吁释放牛兰夫妇,把事情闹到了国际上。当局杀不得,只好援引大赦条例,把死刑改成无期。两个月后,类似的一幕竟再次上演。

牛兰夫妇
10月15日下午,租界巡捕房搜查托派组织例会地点,逮捕彭述之等5人。谢少珊供出陈独秀的住处,带巡捕前往。晚7时许,陈独秀在岳州路永吉里11号家中被捕。他因胃病卧床,没有到会。押到看守所,见彭述之等人皆已被捕,陈独秀开口道:“嗨,原以为就我一个人被捕,没想到你们都来了。这下我可有伴了。”三天之内,租界共捕11人,查获9大箱文件书籍。1929年11月,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。他转向托洛茨基一派,在上海组建了托派组织“无产者社”,被捕时正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。
10月17日上午10时,工部局第一特区法院开庭审讯。下午再次开庭,庭长宣布将陈独秀等移交上海市公安局。陈独秀等人数次请求不要移交,没能如愿。上海市长吴铁城三次密电南京,路透社记者用无线电把消息播向世界。

陈独秀
10月19日夜,陈独秀、彭述之被押上开往南京的夜车。次晨7时半到南京下关时,他都还没醒。报纸记载他“酣睡达旦,若平居之无事者然”。随后他被解到羊皮巷军政部军法司羁押。
要求严办的电报先到了。发电人有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树仁、湖南清乡司令何键,还有一批县党部、师团党部。10月22日,国民党中央党部派黄凯携陈案材料去武汉请示蒋介石。同日,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致电蒋介石,请求交付司法审判。次日,蔡元培、杨杏佛、柳亚子、林语堂等八人联名发出快邮代电,列举陈独秀在辛亥革命与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。电文写道:“伏望矜怜耆旧,爱惜人才,特宽两观之诛。”
陈独秀被捕后,胡适发电报给上海的蔡元培,请他设法营救。后来,在他们几人的运作下,爱因斯坦、杜威、罗素等国际上很有影响力的名人也联名发来电报,请蒋介石释放陈独秀。而10月23日,蒋介石自武汉复电称,陈等所犯之罪系危害民国之生存,应交法院公开审判。次日,国民党中央党部决定将陈独秀等交法院审判。

爱因斯坦
10月25日下午3时,军政部长何应钦传讯陈独秀,军法司长王震南在侧。陈独秀澄清自己与湘赣、鄂豫皖的暴动无关,并建议联合苏联抗日。何应钦请陈独秀题字,他挥毫写下:“三军可夺帅,匹夫不可夺志也。”传讯结束,青年军人围上索字,他一一应允,写到墨尽。何应钦随后称,陈等虽属危害民国的罪犯,但非现役军人,犯案地点也核与《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》第七条前段规定不合。军法司无权管辖,他遂将陈等转解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审判。
10月26日,陈独秀、彭述之又被押至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,关进此前关押牛兰的第二号房间。陈独秀获准见记者后称:“在狱之人,我无所望,唯一要求,即望当局予以公开审判。”记者问他是否请律师,他说请不起。这案子在他看来不是法律上手续的问题,是个政治问题。同日《申报》报道,平沪著名律师纷纷表示,只要陈案移交司法机关,自愿义务辩护。
年底,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对陈独秀等10人提起公诉,罪名是“以危害民国为目的,集合组织团体,并以文字为叛国宣传”。罪证是查抄的566本书。陈独秀在狱中自撰五千余字的《辩诉状》。1933年4月,江苏高等法院三次公开审理,章士钊的辩护词宣读了53分钟。念完,陈独秀起立声明,章士钊的辩护全系其个人意见,自己的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据。随后他自行申辩,驳的是危害民国这条罪名:“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,却不承认危害民国。因为政府并非国家,反对政府,并非危害国家。”旁听席上阵阵哄笑。他又列举三条理由:人民不自由、贪官污吏横行、政府不能彻底抗日。

陈独秀
1933年4月26日,江苏高等法院依《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》第二条第二款、第六条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13年,褫夺公权15年。他上诉后改判8年,随后被关进南京老虎桥江苏第一监狱。1937年8月,国民党政府把刑期减到3年。因他早已服满,随即将其释放。出狱后第三天,他给《申报》编辑部写信,驳政府明令里那句“深自悔悟”:“爱国诚未敢自夸,悔悟则不知所指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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